全勤者补贴15000元，三餐免费：郑州富士康为什么留不住返乡者的回家心？
#返乡者#在决定离开之前，刘源(化名)已经在车上住了13天。背着8瓶矿泉水和几包香酥面，穿上大码的休闲鞋，鞋里垫一层卫生巾，在路上走的8个半小时里，她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回老家。
10月30日凌晨5点多，郑州富士康机场厂区(后简称“港区”)员工刘源终于见到了家乡政府的工作人员。一路上的艰辛夹杂着到达的喜悦，刘源忍不住哭了。“终于，我来了”。她看到人群中的一些男孩也在哭。
10月底，关于郑州富士康“感染人数过万”的舆论甚嚣尘上，谣言、疫情、恐慌席卷这座承载着数十万工人的“工业城市”。航空厂区是富士康在郑州的总部，也是受疫情影响的中心区域。作为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，港区的富士康高峰期有30多万员工，现在是订单生产旺季。
10月30日，郑州市政府发布消息称，疫情扩散迅速，但病毒载量较低。“截至目前，富士康厂区没有出现严重感染，疫情总体可控。”同日，郑州富士康发布员工返乡通知，称公司各事业群将统计各县愿意返乡的员工名单，各县统一安排返乡。
在此之前，大量富士康工人已经自行返乡，他们或步行或乘车，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跋涉。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走不掉的人留在厂里继续坚持生产。
在此期间，他们将获得数倍于平时工资的激励奖金。郑州富士康的生产线并没有停止，但进入10月，那些选择离开或坚守的人的心态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疫情爆发后，郑州富士康继续加大对员工考勤奖金的激励。
“生产线上的人越来越少”
半个月内，郑州富士康人力资源专员杨丽(化名)在富士康工人微信收到的消息中发现，“对疫情的恐惧正在慢慢成为一种集体情绪”。10月10日左右，受郑州疫情影响，何等中介收到了“郑州富士康停止招聘新员工进厂”的通知。但当时在这些天天和工厂接触的人眼里，“疫情还没开始，一切都很平静”。
然而，很多工厂员工的社交媒体都在悄悄记录着富士康在疫情下的变化——10月17日，来自山东的农民工闫静(化名)第一次在aaauto faster上发布了一段关于富士康疫情的视频。在镜头前，她展示了一袋厂里分发的中药，轻松地说，“是草莓味的，还挺好吃的”。
10月21日，镜头开始聚焦厂区防疫情况的变化:核酸改为一天两次，饭菜由餐厅改为宿舍，汤药由两包改为五包。颜静也第一次学会了抗原的自测方法。
郑州富士康园区的集装箱。
根据富士康发布的防疫通知，工厂于10月13日启动闭环管理，动员住在港区外的居民入住公司宿舍，点对点通勤。10月19日，工厂取消了饭局，员工全部回宿舍吃饭。10月21日，员工闭环班车开始运行。10月26日在工厂开通在线发热咨询，10月29日发布抗原自测指南——郑州富士康的疫情控制确实在一步步收紧。
10月20日，一位被杨丽介绍到厂里不到一个月的员工联系到他，焦急地问:“现在好像厂里有人感染了。如果我提前离职，会影响工资吗？”那几天，杨丽发现这样的咨询越来越多，有时候一天20多个。
这种“越来越紧张”的气氛，刘源也明显感觉到了。两周前，她的车间里有两条大型生产线，生产线上有1000多名工人。后来工人回家了，车间只剩下300人，两条生产线合二为一。
10月29日，为了弥补那些已经离开工厂的人失去的生产力，在富士康E区工作的沈婷(化名)的工作时间也从8小时增加到了10小时。10月29日是沈婷在富士康的最后一天。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佩戴的医用外科口罩全部更换为N95口罩。8小时后，人感觉很闷。她在工作过程中默默数了数人数，发现超过一半的工人已经离开了50多人的生产线。看着一些空荡荡的车间，她不知所措。
闫静(化名)还在厂里。现在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自测抗原，打开口罩，只露出鼻孔，做完就赶紧拉起来。“10月28日，我们车间线26个人，31日，只有8个人。”她说。在8人的富士康宿舍里，很多员工睡觉时都戴着口罩，怕传染。现在，“在宿舍睡觉戴口罩”也被写进了工厂的防疫要求。
有的人怕被传染，呆在宿舍不去上班。目前他们也是默许的。“我不希望直线领导(也就是组长)报一个事假。这个时候他还能体谅我们。”刘源回忆了离开前工厂的状态。
但是，一直坚守在生产线上的人，会得到工厂的表扬:在最近富士康员工流传的一份“郑州工厂考勤激励加分计划”中，明确显示，为了奖励所有在紧急情况下正常出勤的员工，从10月26日到11月11日，工厂员工每天的考勤津贴从50元提高到100元。此外，在此期间累计出勤天数达到13天的，可额外获得1500元奖励。
逃离富士康
入职后，刘源一直在工厂附近的小区租房住。得知小区要关闭后，她住进了自己的车里，准备随时离开富士康。要不要冲破重重阻碍，离开工厂回家？这对工厂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而慎重的选择。
“越来越混的管理不正常，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被拉去隔离。怎么能不害怕呢？”对于刘源来说，感染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。
网上的谣言越来越多。有些是不真实的，比如“富士康工厂让消极和积极的员工同时在生产线上工作。如果他们不工作，食堂就不会把饭卖给这些不工作的员工”。事实是，食堂的饭菜是免费的；每个工人每天早上进车间前都要进行抗原自检。
10月25日，刘源车间约30人做抗原筛查时，有两人呈阳性。之后，刘源身边的很多人都被送到了隔离点。
但也有人感觉到了工厂应急管理的漏洞。在刘源的朋友宿舍，一共三个人出现发热症状，但是没有药。告诉我的朋友刘源，“生病的人多，医护人员少。”如果出现症状后需要用药，需要向线领导汇报，再向上一级汇报，“耽误了拿药的时间。”后来她朋友从宿舍转到一个小区隔离，一个房间住了八个隔离人员。“和宿舍那么多人隔离，没人管，造成大家的恐慌。”这位朋友对刘源说。
在很多疫情相对较轻的生产区，一些工人被集体情绪吓到，想效仿。“我们宿舍8个人，生产线50多人。直到10月31日，他们都没有被感染。但是，我看到很多宿舍都有亲密接触。他们还没来得及转出，宿舍门上就贴了封条。大家上班都要经过门口，都会害怕。”在富士康从未与病毒有过“正面交锋”的沈亭，表达了大部分富士康人想要离开的心声。
李记得，10月26日左右，他被富士康工人“狂轰滥炸”。工厂感染人数在增加，但富士康员工返乡政策还没出来，大家都不知道正确的离厂方式。去留是最难选择的，但是那些几天就要干三个月的临时工。杨力解释说:“按照富士康的规定，临时工工作三个月后可以拿到工资30%左右的回扣，也就是和正式员工一样标准的奖金，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能不能拿到这笔钱。”
沈婷决定放弃这笔钱。“现在我每天都做核酸，也是一日三餐。但是如果后来事情变得更糟呢？感染的人越多，离开的人越多，我们就越不自信。至少在家乡是孤立的，是政府管理的，是有保障的。”沈婷说。10月29日，河南禹州市、长葛市城区、沁阳市、许昌市魏都区、西华县向富士康员工发出公开信，表示已做好当地在册员工返乡的准备。在家乡政府的帮助下，越来越多的工人毅然决定“离开富士康”。
离开和留下
10月29日下午1点左右，刘源向村里汇报后，立即给手机充电，踏上了回老家的路。她由另外两个人陪着，其中一个是她的兄弟。地图显示，从富士康港区步行到刘源所在的村子需要8小时29分钟。一路上，刘源看到了一个接一个回家的人群。三个人累了，就停下来躺在地上休息，但又怕感冒，只好呆了一小会儿再继续前进。
体力是一点点消耗的。一开始他们三个休息了两个小时，后来停了一个小时，最后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休息。他们也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。有的老大爷在路口接人，就随便给了几瓶水。还有老兵买了很多食物和水，放在路边，免费分发给徒步返乡的老乡。
刘源徒步回家路上的干粮。
下了310国道，沿着贾鲁河的河边走。一路都是土路，不好走。刘元在路边捡了一根竹竿。她一直背痛。最后，她不得不依靠竹竿咬牙前行。天亮了，开始下小雨，后来雨变大了。他们只能拾些柴火取暖。她一路都不敢摘下N95口罩，边走边吸了一口气。
到达隔离点后，刘源发现自己脚上起了水泡。
与刘源相比，沈婷和她的爱人在回家的路上要幸运得多。10月30日晚，他们开着停在生活区的新车，跟着开车出厂的人，绕过防疫铁栅栏，直驶出厂。
沈婷和爱人是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。夫妻俩的车在路上停了十几个小时后，于10月31日下午停在了一个防疫检查站。“离我的家乡蓟县只有100多公里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。”沈婷的车和隔壁车道的车都是密封的，说明这辆车是富士康开的。
“我们推出了在厂区制造的24小时核酸。回到老家，我们主动报隔离，不会给老家增加负担。”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。“我们宿舍八个人，现在只剩三个了，”闫静说，她选择了留守。离开的5人中，3人选择徒步回家，除了食物什么都没带。她不是不想回家。“但是山东太远了。我回不去了。”
据《郑州日报》报道，10月30日，富士康内网连续发了三条通知，对自愿留在公司厂区的员工和想回家的员工做了安保安排。疫情下，富士康增加了杀厂和宿舍的频次，为剩余员工提供免费餐食和额外补贴，还开通了24小时关爱热线和诉求反馈渠道。同时，校内网还公布了郑州7个公交车上下车点，帮助有返乡意愿的员工回家。
颜静回家的念头又开始了。但是到了公交车站，她发现情况远比她想象的复杂。一条街上都是拖着行李箱的人，在她所能看到的范围内，没有足够的汽车。“我也想尽快回家，但是公交车太多挤不进去，家里人也说不收郑州人。”
路边有其他车接送，但要价800元，颜静舍不得。下午等候时，她收到了“大巴车只发往河南省”的信息。面对镜头，她终于委屈地哭了出来。“现在只有河南省有车。我来自山东省。没有车，一行五人走不了。我只想回家。为什么这么难？”
11月1日上午，颜静给自己买了2包连花清瘟颗粒和1包板蓝根颗粒。花了150块钱，让她有点心疼，但她说:“150就是150。这个时候，只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”也有少数人不太在意留厂的风险。一个11月1日还留在厂里的小伙子在直播间透露:“我愿意留下来，就是为了多挣点钱，拿防疫奖励钱。”
“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回来。”
“如果疫情过去了，你还会回富士康吗？”在社交平台上，有网友问这些“离开富士康”的年轻人。
沈婷的回复是“还不知道”。
直到开车离开富士康24小时后，沈婷也没有向生产主管提供任何请假信息，工厂也没有出台任何关于员工离厂考勤制度的明文条款。“说实话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是辞职了还是请假了。”疫情之下，富士康很多原本严格的管理规则都被忽略了。
来自河南各地的年轻富士康工人。
李的住宅区距离富士康工厂仅1公里。疫情发生前，杨力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围着富士康转，每天被他派到工厂的员工不下50人。“可以说，在爆发之前，郑州的劳动力市场和富士康差不多。”
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协会发布的《2020年中国外贸500强研究报告》显示，2019年郑州富士康以316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位居中国第一，是当年中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，进口额164亿美元，仅次于两桶油。2019年，郑州进出口总额4130亿元，富士康占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近82%和65%。
2010年，刚进厂的郑州富士康员工。
过去十年，河南、山东等周边省份的年轻人涌入富士康。在杨丽眼里，这是郑州劳动力市场上“最好”的选择。“月薪4000多元，很多年轻人来找我，想点名进入富士康。”杨莉说。即使中途不想做，也不会被束缚，也不会有报酬。毕竟“富士康不会欠薪”。
11月1日，富士康为了激励留守员工生产，继续在奖励政策上“加码”:上午10点左右，最新的“奖励政策”出炉:在该版本中，11月全月每日考勤津贴由100元提高到400元，全职奖励也加码到3000-5000元，当月最高全职奖励为15000元。
10月31日，决定留下来的赵燕(化名)从宿舍窗户向楼下望去。“排队回家的人，一眼看不到头。”去空荡荡的宿舍过道留下了一堆垃圾。她不知道接下来在富士康的日子该怎么过。车间比以前安静多了。刘源推测，现在还留在富士康的大部分都是工作了很久的正式工，或者是处于返利模式的员工。“返利快到期了。你要是走了，拿不到钱就可惜了。”
刘源记得，他走之前，停车场的老板说要送他们一程，刘源婉拒了。刘元说，启封后，把车开回家。但她不会回富士康。
10月31日晚，杨力从社交媒体上发现，自己招的短工已经全部离开工厂。一个老员工，当了五六年文职，也决定离开工厂。临走前，这个朋友问杨丽要不要和他一起去。在他眼里，杨丽虽然是中介，但也是和工厂联系紧密的环节，生意肯定会受到影响。杨莉拒绝了朋友的邀请。他说，“只要工厂和生产线还在，富士康总有一天会起死回生。”但他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恢复秩序。
